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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认识

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历史、总结经验,凝心聚力,走向未来。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重点要求,在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央下发的《宣讲提纲》中讲得都很明确了。我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对于马院来说,就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核心,通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和学史力行,进一步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推动学院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刚才,学院汇报了我们这里开展“一学习、两强化、三提升”活动的基本情况。我体会,这样的价值定位和实践要求,比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教育部和学校的要求,较好地回应了马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科学可行的实践要求”。结合自己的工作,这段时间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党史学习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马理学科,从2005年作为一级学科设立已有16年的建设历史了。在规模大发展之后,确实面临着内涵提升、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如何高质量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来说,就是要更加科学地认识“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理”这一本质属性;更加准确地把握“原理”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理论原点”;是中国共产党“立家”“发家”“强家”的“思想源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未来的“智慧支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来说,就是要从学术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怎样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人民性和实践性怎样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怎样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进而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结论。对于《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来说,就是要从世界历史发展、人类文明演进大势、和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等方面,深入思考政党筛选和政党锻造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确实有一个通过党史再学习,进一步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要素支撑”“动力源泉”和“实践机制”的问题。还有我们这里新建的“党建学科”。我想,如何通过党史学习,加快推进“新时代党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更加迫切。比如,如何在历史基础、历史觉醒、历史选择与历史创造的逻辑统一中,深刻理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结论?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交融交汇的实践创造中,把握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和“世界强大政党”的内在要求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站在百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百年历史伟业怎样认识,百年历史经验怎样把握。

二、几点体会

)关于历史伟业

总的来说,百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备受挫折、跌入低谷的背景中、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干了四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建立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社会进步有了新的政治主导力量;二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三是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新的实践形态;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总的来讲,是不是可以讲这么三句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由建党“起家”、建国“立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守家”“固家”,再到改革开放“发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家”的实践创造过程。从历史贡献的角度讲,它经历了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革命性变革。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说,它书写了一部近代以来,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驱动之下的中国政治演进史、中国社会进步史、人类文明贡献史和世界历史推进史。

(二)关于历史经验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就历史伟业的“密码”是什么?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当说,这三个“站在”既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所在,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据所在,还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能够实现从“起家”“建家”到“发家”“强家”的历史性跨越的根源所在。这是最根本的经验。

学习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党为什么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有根本,站在攻坚克难的最前沿——有根据,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中间(偏了不行,离开了更不行)——有根源?在这里谈三点具体认识:

第一点,关于思想理论。百年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实践证明,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运用(坚持)史、理论发展史和实践创造史。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重要经验是:占据真理制高点是政党生命的关键性要素,占据道义制高点是政党生命的基础性要素,其中,“信念”是政党立足的根基,“主义”是政党安身的旗帜,“思想”是政党立命的根本。关于这一条,做好这两点很重要。一是“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的正确认识与准确把握。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二是加快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学理化和学科化。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看的:经由学术化历练、学理化提升和学科化把握,是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开辟新时代强国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内在要求;是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面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历史性验证中,不断彰显其生命力和文明贡献力的内在要求。

我个人感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学理化和学科化,关键要解决好学理化支撑、概念化表达以及系统化构建的问题。这里面有三个重要支撑:一是理论内涵的科学水平及其价值实现,涉及真理性和道义性——质的提升和量的扩张两个方面,及其:真理如何对接现实、道义如何贴近生活、理论如何面向未来、思想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二是理论体系支持要素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体系化。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化表达与思想性凝练。目的在于通过——提出新范畴、凝练新概念,形成新表述,从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方面,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按照这样的要求,现在确实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大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其一,理论宣传、理论研究中造势有余、感性有余,扎实不够、理性不够、深化不够、转化不够、细化不够。不深沉、不严肃、不严格、不专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二,理论装修有余,理论建筑不够。理论宣传、理论研究中前后不顾(主要是顾后不顾前的情况)、左右不管的情况还不少。大话、套话、格式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其三,搬用、套用有余,学术化思考、学理化阐释、学科化把握、系统化建构不够。从语录到语录,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政治话语到政治话语的问题比较严重。其四, 理论形态的“思想”很多,“道道”不少,但“套套”不够,即系统化、逻辑化、整体性不强,理论的“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情况,与理论研究的价值定位、与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相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不相符。

今后怎么干?总的认识,四个方面的“进一步”:一是再往“深处”走一走。从思想史、学术史,甚至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它的理论前提、理论基础、理论根据和理论成长的认识。二是再往“宽处”走一走。从马克思主义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相互支撑、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的问题。三是再往“高处”走一走。从规律层面,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内涵、价值功能与实践要求问题。四是再往“远处”走一走。从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世界上的强大政党,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智慧的角度,深刻领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位、价值引领和价值贡献问题。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身成长规律——历史逻辑、价值表达规律——理论逻辑、功能发挥规律——实践逻辑,以及发展完善规律——创新逻辑等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经由学术化过程、学理化认识和学科化把握,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水平。

第二点,关于生命根基。实践证明,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条,还是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的老、大、难问题——怎样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讲“两个只有”: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讲“进京赶考”。邓小平:“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江泽民:作为一个大党的书记,睡不着觉了。习近平: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其中的关键是,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在这“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危险是危险之危险,一旦脱离群众了,不怕群众了,什么都敢干。

这里的问题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逻辑必然在哪里?它的价值要素(特别是动力要素)如何形成?知识体系如何确立?实践机制如何建设?我想,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政党执政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权由谁所赋、为谁所用、由谁所监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政党执政权力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应当而且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人民权利。但在现实中,政党执政权力一旦形成,容易表现为独立于人民权利之外,凌驾于人民权利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政党执政权力的这种变异性,起始于政党权力的繁衍发展于政党权力的经营,加速于政党权力的寄生,归结于政党权力的腐败。因此,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和消除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要努力做到:一要防止权力变“私有”——捍卫政党权力的公共性;二要防止权力变“权利”——捍卫政党权力的工具性;三要防止权力变“权术”——捍卫政党权力的科学性;四要防止权力变“专制”——捍卫政党权力的民主性。

第三点,关于强党建设。百年以来,党的自身建设内容格局经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位一体”到新时代“六位一体”的历史性推进。所得到的重要结论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领导,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那么,党的领导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党的建设。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化研究:如何从历史反思、理论审视、实践形态、面向世界等价值维度,深入探讨现代国家成长中强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如何在解释中国与世界,进而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阔实践中,以不断更新的文明坐标提升政党建设与时俱进的生命品质?以此形成强大政党建设的理论表达体系和价值实现机制?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形成自己的思考。

总的来讲,这段时间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刻感受是:既是一个在知识上从不知到知,从已知到新认识的学习过程,还是一个在目标自信的牵引之下,经由“四个自信”强化政党自信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过程,更是一个运用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推动工作大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阶段性,而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更好地牢记初心使命、践行立德树人,推动学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则永远在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