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煦（1893-1983），字怡荪，四川蓬安人，著名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张煦出生在经济富裕的家庭，祖父十分重视教育，家中设立私塾。张煦幼时，便就读于自家设立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祖父对其学业要求十分严格，常常给他加班加点补习功课，由此打下了牢厚的国学基础。稍长以后张煦进入县城、省城读书。
　　1915年，张煦毕业于四川省高等学堂。经人介绍，他到保宁联合中学当英文教员。1917年，带着自己挣得钱，背着父亲，悄悄给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头，离开了家庭，只身赴京，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在学生时代，他就有《公孙龙子序》等文章发表。
　　1920年，张煦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张煦因为研究《老子》，和梁启超结交，传为学术界佳话。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张煦当时也坐在窗台上。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张煦听了不以为然。他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连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全文分析严谨、逻辑严密、材料充分，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逐一进行批判：“或者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长达数万言。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心胸宽阔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该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张怡荪也因此而负才名。
　　此后至1935年，张煦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楚辞》、《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
　　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张煦出版了《〈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
　　1928年，张煦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张煦在陈寅恪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并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工具书。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藏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首先应该研究它，“要揭开藏族文化的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以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他决心要改变藏学研究的现状。他时年已30多岁，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赞成，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他已经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又来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更有人讥讽他，说他是“丢了现成的铁不打而去挖矿”。他认为中国的事就是要由中国人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还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后来日寇侵略，越逼越紧，国内的大学不愿做这个难见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愿去教会大学按外国文化侵略的口味办事。于是，张煦在北京向喇嘛拜师求教，学习藏文，正式转入西藏文化的研究。
　　1935年，他从青岛返北京，在圆恩寺用自己的积蓄租了房屋，约北大、清华的部分同仁一起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了《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当时，“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最初为这部辞典寻找藏文条目”，“就曾托人两上五台山，借阅藏文本的《集论》……为了收集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多方面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得竭锱铢而求之”。
　　1937年秋，“月惨卢沟，风哀南苑，机群震空，炮声撼地”之时，他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由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只好“潜移南行，入沪求印”。但一至上海，能铸藏字之南市已经沦陷，遂“迫去香港”，方得以印刷。这两本书的序言都写于旅途中，其中《藏汉语对勘》序言，还写在1938年1月15日长沙二次空袭警报刚解除之后。在战火颠簸中，张煦编就《藏汉集论词汇》。这是他的第一步藏汉辞书。随后编就《藏汉语对勘》。
　　1938年，张煦在成都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作为西藏文化专门机构，自筹经费开展藏学研究活动，为此，他邀请了不少藏学大师、佛学高僧等来文化院讲学，编就、《藏文书牍轨范》及《藏汉译名大辞汇》等。随后，张煦回到成都，放弃去大学任教，在成都正式挂出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8月，他刊印了自己编著的《藏文书牍轨范》与《汉藏语汇》。
　　1939年，编成《汉藏译名大辞汇》。他专门请了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
　　1941年，藏汉词条注释基本完成后，国民政府想让西陲文化院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为他们培养所谓的“边务人员”。由于张煦进行了抵制，他们一方面让四川省教育厅停发补助费，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叫送预算，软硬兼施。张为避免麻烦，也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于是远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在康定，他遭到“调统”特务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在编写志稿的同时，继续从《杂集论》、《瑜珈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短语，不停辞书的编纂工作。
　　1945年，张煦为了逃避国民党特务的干扰，远离成都来到了康定，完成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编写了国内第一本《西康省分县地图集》，搜集整理了十册之巨的《藏汉大辞典资料本》。
　　1948年，张煦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他义务性地开设藏语和藏学的课程，曾应约赴四川大学锦江佛学会为五位学生义务讲授《藏文文法》，长达一年时间。
　　解放后，张煦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兼川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一边主持编辑《藏汉大辞典》，一边培养藏学研究人才。他曾采用各种方式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大辞典》编写人员中的金鹏、王沂暖等著名人士，都是他培养的学生。他曾鼓励学生说：“研究西藏吧！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
　　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大辞典》划归该分院领导，张煦继续领衔主编。为了获得具体详实的文献资料，已65岁高龄的张煦亲自率领《大辞典》编纂组成员，前往拉萨，深入群众，采集口语资料。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大，体力不支，难以适应高寒地区的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煦却坚持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的夙愿。此次受分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几经磋商，拗不过他的执著，这位领导同意他去了。在西藏，各方面给编纂《大辞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藏族著名的诗人江金·索朗杰布和著名的老学者洛桑图旺、洛桑多吉热情赞助，积极参加工作。张煦十分兴奋，在与编纂组副主编祝维翰商量后，决定改弦易辙，打破原稿规模，扩大收词范围，走综合双解的道路。由于工程浩大，他在拉萨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
　　1959年12月22日，他有一首诗写道：“朝捧稀糜晚酪浆，强因文字付平章，千山寒雪侵虚室，一片晴云走大荒。楼阁罗香擎易举，日星悬照傍偏长，史仓不见通弥(西藏苍颉)去，觅取邗沟愧对忙。”工作中他仔细审阅每一个词条，一丝不苟。他常说“辞典就是老师”，编纂者“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1963年，《大辞典》归省民委领导，张煦也随之调入四川民族研究所。
　　1964年，《大辞典》初稿终于编成，张煦和副主编祝维翰一起将文稿送交北京相关领导、专家审查，获得较高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煦被定罪为“反动学术权威”，《大辞典》编辑工作停顿。在邓小平、方毅等领导的关怀下。
　　1978年，《大辞典》编辑工作重新上马。这一年，张煦获“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学一等奖。1979年，出版了《藏汉词典》征求意见稿。1981年，张煦将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和一部《丹珠尔》、几百包藏文书籍捐给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并要家属在他身后，把他积累的藏文书籍全部捐赠给四川民族研究所，供后继者使用，希望后继者全面打开西藏文化的宝库。
　　1983年9月1日，张煦不幸病逝于成都，生前并未亲眼目睹《大辞典》的正式出版。1985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工具书。全书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这部辞书无论就藏族文化的开拓面，收集系统和编写内容的深度以至体例的建立等方面较之国内外同类辞书，均有较大的提高，对藏语文化的发展和藏汉文化的交流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6年，《大辞典》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大辞典》参加了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1993年，《大辞典》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