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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

发布日期:2011年10月26日 15:38 点击次数:

  提起“百家争鸣”,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人们总会把“头功”记在战国时期。而把学术思想中各种学说、派别称为“百家”,以示其多,那是来自《汉书·艺文志》的统计:“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以成数言,称为百家”,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20世纪40年代末,我曾笔录过赵纪彬先生与侯外庐先生、杜守素先生等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的一些章节,我看到他们所论述的先秦诸子的学说,只不过是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等几家而已。
  自然,所谓“诸子蓬起”,广泛展开哲学(天道观、认识论)、社会伦理、礼法制度,包括政治主张的各种争论,也是发生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之中。可这诸子蓬起,确曾大大推动了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活跃的文化繁盛的黄金时代。只不过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他们对战国时代“百家”思想的现象,却称之为“百家并鸣之学”。至今在辞书,也包括新《辞海》里,还是查不到“百家争鸣”的话语出处。不过,作为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尽管汉武帝时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立法”,也只是一时的强力压制,实际上魏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儒、道、释的三教之争,绵延不断。到了现代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迎来了“百家争鸣”新的黄金时代。即使“舶来品”,也出现了“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一二百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二十年来反映它。”(李何林:《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正是在这缩短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革命事业中生根、发芽、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是在这20年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符),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正因如此,在建国后的50年代,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系统的、完整的阐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0年代初,“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而有着优秀历史传统和“五四”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的思想家,都热切希望在新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上有所作为,适应这种形势和需要,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了。当时,我们作为学生自然对《文史哲》创刊的背景所知甚少,但当时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确实是名教授云集,特别是文学院,文史方向的专家学者,有不少都是全国知名的,如冯沅君、陆侃如、杨向奎、吴富恒、萧涤非、吕荧、黄云眉、丁山、高亨、王仲荦、高兰、童书业、黄公渚、殷焕先等。山东大学虽偏处渤海一隅的青岛,但在华岗校长和这些名师的影响下,学术空气很浓厚。后来知道,他们多数都是《文史哲》的编委(或称社委)。《文史哲》的创刊,又是华岗教授的倡议。
  我从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创刊的《文史哲》,当时国内的学术刊物还不多,也记不太清楚别的大学有无这样的校刊。《文史哲》的刊名很响亮,我们当时很引以自豪。据说,华岗校长自任《文史哲》杂志社社长,主编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华岗校长不只发动山大的文、史、哲、经各学科的老师们写稿,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为《文史哲》写了很多文章。据统计,在1955年他遭诬陷以前,《文史哲》总共35期刊物上发表了他的近40篇文章,广泛涉及文史哲的各个领域,除华岗校长外,只记得早期《文史哲》(1953年前)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童书业先生和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吴大琨老师。当然,《文史哲》从创刊开始就很注意广泛团结全国学术界知名学者、专家为刊物写稿。
  华岗校长的办刊思想和他的办学思想是一致的。记不起是1951年还是1952年,曾经有过一次“教学改革”,发动学生给课程提意见,鼓励教学双方相互促进。后来在他主持的鲁迅讲座里,又亲自作了表率和实践。不过,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学生和投稿者,并不真正了解《文史哲》办刊的具体情况,只能就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文史哲》一创刊,就鼓励学术上不同观点的探讨和争论,这不仅是在成名的专家、学者中间,而且对于年轻的学子,在学习中有一点新见解,或同师辈学者在某一问题上发表不同看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史哲》都给予发表,以示鼓励和支持。1951年,我还是山大中文系刚上二年级的学生,因教授文艺学的吕荧先生(中文系主任)外出开会需要停讲一段时间,他给同学们留了一份“作业”,即结合着课程学习,研究一下文学典型问题,写一篇心得和体会。自然并不要求大家都写,但我是课代表,理应完成这个作业。何况本来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也积累了一些资料。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篇课程作业竟得到吕先生的赞赏和肯定。他告诉我,他已给这篇“作业”加了个题目,送给华岗校长,要在《文史哲》发表。并说,华岗校长已看过,也很称赞。这就是刊登在1954年第4期《文史哲》上我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它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学生的文章。《文史哲》创刊30周年,我写过一篇《〈文史哲〉培养了我》的短文,讲到了这段经历。我认为,“华校长和吕先生当时所以要发表它,用意不过是在鼓励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也是华岗校长和当时《文史哲》编委会办刊宗旨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哪怕是青年学子的一得之见,他们也要在这块学术园地里给以一席之地。

【作者:李希凡            来自:《文史哲》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亭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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