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学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作品主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1987、1988年两度当选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学术专著，特别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贫苦之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他投身行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中国公学任教。1931～19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任讲师。1933年，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社科院历史所任研究员，从事历史、文物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1930年，沈从文就曾打算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往青岛任教，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而是去了武汉大学。1931年8月，沈从文才到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他在青岛时，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这是一座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楼，坐落于八关山的东麓，拾步可到学校；距中山公园(当时为青岛第一公园)、汇泉湾和海滨浴场，也不过一箭之地。他给自己的居室取名为“新窄而霉斋”，以区别北京之窄而霉斋。巴金应沈从文之邀去青岛时，曾在此住了一个星期。
这时的沈从文，对于大学的课堂，已不像在上海中国公学第一次讲课时那样生疏。他已有上海、武汉讲学的经验，讲起课来有条有理，游刃有余，内容充实，方式灵活，语言生动，很受学生的欢迎。课下有不少学生向他请教写作问题，还有些学生拿着习作，请他具体指导。他对学生非常热情，总是有问必答，设法帮助同学解决实际困难。臧克家曾是他的学生，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时，曾得到沈从文的资助；卞之琳由北平来青岛，谈及出版诗集的困难，沈从文听后，在自己抽屉里还放着当票的情况下，慷慨地把30块钱塞给了卞之琳。卞之琳回北平后就用这些钱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
在山东大学两年多的时间，他教课以外，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如《论徐志摩的诗》、《油坊》、《慷慨的王子》、《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女人》、《来客》等等；出版了多个作品集，如《虎雏》、《记胡也频》、《泥涂》、《都市一妇人》、《月下小景》、《凤子》、《一鳞集》等；完成了许多作品，如《从文自传》、《爱欲》、《三个女性》等。以后完成的代表作《边城》、《长河》等，也是在青岛构思的。他在以后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写道：“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在青岛，他的文学创作进入成熟时期。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曾用的笔名有休芸芸、茂林、小兵、沈甲辰、上官碧、璇若等等。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沈从文由于其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沈从文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惶恐、迷茫，还曾自杀未遂，最终作出了艰难的抉择——结束自己的文学创作。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了博物馆，每天提前到门口，等着开门上班，曾因太过专注，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而未察觉。在这片新的事业领域内，沈从文默默无言地耕耘着。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一部部专著——《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相继出版了，他的生命之火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辉。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提出要组织人力编一部中国自己的服装史，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立即推荐了沈从文，周总理也当即同意了。沈从文接到委托后，欣然允诺。他钦佩周总理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的信任，更愿意做这种开拓式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写作的初期还是相当顺利的。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负责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人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第二年春，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中途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1964年冬付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周年献礼。可是，1964年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却导致了这本书创作和出版的中断。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沈从文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受到批判。沈从文被送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沈从文仍念念不忘那本服饰研究。1971年，沈先生因年迈多病被允许回到北京后，马上开始工作，继续编写他的晚年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之后，1979年1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修订增补工作完成。1981年，这部八开本，印刷装潢精美，展示中国古代服饰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脉络的开山之作终于在香港出版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