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杰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获得者。
　　1925年，王淦昌考进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清华，由于勤奋好学、理解问题清晰准确，曾得到我国近代物理学家叶企荪、吴有训两位教授的关怀和指教，是他们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被吴有训留下来当助教，并在吴先生指导下进行《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其变化》的科学研究工作。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的官费留学研究生。同年秋天，王淦昌来到德国柏林大学，在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12月，他的博士论文通过了以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为主考人的答辩。之后，他离开德国，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旅行，访问了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罗马的费米小组，会见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埃利斯，了解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被选派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进行介子的研究。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34年7月至1936年10月，王淦昌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尽管在山东大学只有两年多的执教生活，但山大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与山大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王淦昌执教山东大学时，正是山大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山东大学地处青岛，先后由杨振声、赵太侔两位著名学者担任校长。他们非常注意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加上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一时山东大学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王淦昌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时才27岁，是位年轻的知名教授，又因为他长得一副娃娃脸，有些老教授都戏称他为“娃娃教授”。
　　王淦昌讲授近代物理学，近代物理实验设备除大部分从德国订购外，不少部件如光电管、计数器都是由王淦昌带领技术员、助教、高年级学生自己动手制造。在王淦昌先生的亲自带领和努力下，两年左右的时间，山大就建立并充实了近代物理实验室。在教学当中，王淦昌结合实际，注重借鉴他的德国老师的经验，强调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教导学生掌握实验的技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实验事实上。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的顾德欢，是当时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王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是学校中最年轻的教授。我们学生都喜欢听王先生的课，觉得王先生对教课的内容、对当代物理学的理论是真正掌握了的，而且对物理学上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他也能向学生讲清楚，引导学生去思索……在山东大学能碰上王淦昌先生这样一位好教授，是很愉快的。”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内容丰富，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他请教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王先生对山东大学的感情却与日俱增。1981年9月，74岁的王淦昌来济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住在南郊宾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到山大，住在山大简陋的招待所里。他不顾开会后的疲劳和腿上的伤痛，要求“在山大走走”。在王祖农副校长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山大晶体所、微生物实验室、物理系和校园，仔细观看了山大的实验设备，尤其对离子束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和微生物所自制的仪器特别感兴趣。当陪同人员劝告他休息时，他不愿停下来。看到山东大学的进步与发展，王老格外高兴。回到寓所，他接受了山大报记者的采访并和陪同他参观的人合影留念。当山大报记者问他对山大和山大的师生还有什么要求时，王老主动索要了笔墨纸张，题写了“教学相长，科教并重，发挥特长，精益求精，列于世界先进大学前列，并为祖国和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笑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
　　王淦昌先生是享誉世界的一流核物理学家，是我国实验原子能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开拓者。在七十年科研生涯中，他一直活跃在科学前沿，取得了多项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王淦昌是位科学家，即使在迁移和逃亡的生涯中，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阅读了大量国际上最新近代物理论文，纵横比较、研究，于1941年写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战时缺乏经费和必要的现代物理实现手段，王淦昌只好将此文寄往美国《物理评论》。论文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教授按照王淦昌的建议通过实验探测到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实验被国际物理界称为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并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中国人王淦昌的名字，被写入世界原子核理论教科书。1947年，王淦昌因《关于探测中微子建议》获第二届范旭东奖金，他将所得的1000美金分送给经济上更困难或帮助过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从1953年到1956年，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安装了多极云室和磁云室，开展了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大批奇异粒子事例，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6年9月，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他因此工作而荣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在国内获得的最高奖。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正当他潜心于基本粒子的神秘王国时，党中央要他奉命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国家利益与自己研究方向发生冲突时，他毅然“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王京，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十七年。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还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研究及核物理、核爆近区测试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与时间，研究并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中的关键技术。由于他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的巨大贡献，先后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他是最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为推动我国的核电建设，促进与发展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核电站倾注了极大的心血。1956年，他主持起草《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部分）》初稿。上任二机部副部长后，他联名其他科学家上书中央领导，力陈核电统一规划、集中领导的必要。当全国放慢发展核电事业时，他又主动去中南海讲课，还利用发表文章、组织展览的形式，宣传发展核电的必要。在“要不要自行建造原型核电站”争论上，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中正确处理引进和自力更生原则的问题》的发言中说：“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个现代化，而必须自己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设备进口也好，技术引进也好，合作生产也好，这些统统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王淦昌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核能分为裂变能和聚变能。现今的核电站是裂变能受控释放的装置。为最终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核物理学家正在进行受控核聚变。聚变能有两个优点：一是其燃料氘存于海水中，取之不尽；二是其反应产物是非放射性的，对环境不构成潜在的污染。早在1964年，王淦昌独立于前苏联的巴索夫院士，提出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科学设想，并在我国组织力量开展了这项有深远意义的研究，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后来，他又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惯性约束核聚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其高技术密集型和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将会对其他学科和技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产生深远的影响。1993年，在王老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惯性约束核聚变”作为独立主题列入“863”中国高技术研究计划。
　　王淦昌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而且以超群的智慧、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激情，关心着整个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积极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献计献策。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震动全世界。随后，西欧、日本、前苏联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面对这样的国际背景，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四人花了很多精力进行了研究、分析和论证，形成了一些看法，于1986年3月2日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于同年11月18日发出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通知，即“863”计划。
　　王淦昌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同事，爱护学生，为人坦率真诚。他在科学研究上永不满足，但生活上只满足于“过得去”。抗日战争时期，王淦昌在逃亡中和妻儿忍饥挨饿，却捐出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多年的积蓄支援抗战。1960年，当祖国遭受自然灾害时，他将自己长期节省的14万卢布，以“祖国儿子”的名义，全部交给中国驻前苏联大使刘晓。当得知他先前的同事束星北教授和他的学生许良英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处境困难时，王淦昌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1996年4月，原子能研究院子弟学校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淦昌捐款4万元。1999年4月，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王淦昌子女遵照父亲遗愿，捐资50万元作为基金，后又在故乡常熟支塘中学捐资10万元设立“王淦昌奖”。
　　为了纪念这位在核物理、宇宙线、粒子物理以及在核武器研制中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为后人发扬光大王淦昌以身许国、奋力攀登的精神，在他的家乡常熟支塘镇，于2001年10月将原来的“常熟市支塘中学”正式更名为“王淦昌中学”；2003年9月，国家天文台将1997年发现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王淦昌星”。
　　王淦昌一生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勇于探索，开拓创新，为人谦虚质朴，平易近人，奖掖后学，扶持青年，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科学事业中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和他的为人情操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在21世纪实现科学强国梦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