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大，首在精神之大。“大学精神是大学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氛围和文化样态凝聚后的哲学抽象，是一所大学最具本质性和个性化的精神气质和风格特征。”实践中，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协同，构成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整体上对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对大学人的价值观和人格境界产生着深刻影响。大学之学，贵在学术至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术作为大学的生命和灵魂，彰显着大学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根本价值。因此就大学的本质而言，“大学精神说到底就是科学和真理”。
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创造了办学历史上一个学术高峰，根本在于这一时期的山大精神，尤其是“崇实求新”的校风在学术研究上得以建构和彰显，并凭依时代的主题和国家的诉求，冲出校园的围墙，深刻影响了地方和社会。这其中，该时期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起了关键作用。华岗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参与塑造了山大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山大的学术气象。本文即以20世纪50年代初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治学实践为例，结合其所著《综合大学应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文，围绕踏实的工作、独立的思考和大胆的创造这三个精神要素，从大学的学术研究这一层面去分析山大精神的建构机理，并从中找寻新时代弘扬大学精神的启示。
踏实的工作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治学横贯文史哲，学术视野极为宽广，但学术旨趣始终指向“致用”，即以学术研究回应现实需求，“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各种学术与现实问题”,“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人民和国家建设服务。”《综合大学应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文是为落实1953年9月高教部召开的综合大学会议精神而作的“山大思考”。此文前承1951年3月华岗所做报告《合校方案和山大前途》，后启1954年11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主要关键》一文，实乃华岗办学治校理念的“思想枢纽”。而这一枢纽的支点即为“踏实的工作”。“踏实的工作”是华岗学术致用思想在大学治理中的推演和价值再显，其中的“踏实”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认识：一是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一是学术研究需要扎扎实实。一个层面指向学术研究的功用，一个层面指向学术研究的态度。
谈到综合大学为何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时，华岗表明是为了两方面的实际需要，一是“为了保证祖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是“为了高等学校本身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目标兼顾高校之使命和国家之任务，以期改变因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被动局面。虽然科学落后的原因众多，但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科学人才的缺乏，而这一问题则有赖于综合大学去解决，“我们综合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理论和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材，而以培养科学研究人材为主要目标”。由此，教学和研究必然连为一体，所谓“互相为用，互相提高，互相结合，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教研相长的观点丰富了本已葳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人才的思想。
对于科学研究中如何“踏踏实实地工作”，华岗既有学校层面宏观的设计，也有针对师生个体的建议。在学校层面的设计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成立权威学术机构，发挥其在学术引导和评价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制定科学研究计划，包括选题、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等；三是举办“校庆科学讨论会”，推动全校兴起科研热潮；四是创办《文史哲》和《山东大学学报》，为师生提供展示自己成果的舞台。综合来看，以上学校层面宏观设计的“踏踏实实地工作”可概括为有计划按规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是充分认识到了学术“是有自己的本性和规则的”，进而严格遵循学术自身的规律，充分尊重学术自身的性质，“放手发展学术事业”。
对于师生个体从事科学研究，华岗特别强调“刻苦钻研的精神”。对此他引用马克思总结的经验予以申明，“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辛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教师“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在很好地利用时间，提高效率，“我们通过研究，科学水平提高了，就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由‘事倍功半’达到‘事半功倍’”。学生“刻苦钻研的精神”体现在“应热爱自己的专业”，“循序渐进”，“多用脑思考”，把“所学的东西巩固起来”。这样，华岗就把科学研究中需要培养的刻苦钻研的精神延伸、扩展至学生的学习中，作为一种优良的学风去培育，进而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学习与研究中养成“踏实”的品格。
独立的思考
独立思考是独立精神的一种显现方式，而独立精神则是独立人格的必然要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论。对独立精神的追求最终旨归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大学的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即使有团体合作，这种合作也是建立在每个人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因此，对真理的探究一方面要有学术自由的良好环境，同时也要求学者具有独立的人格特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
华岗对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视有着特殊的考量，不仅指向个体，也指向群体。对于群体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主要着眼于“中国历史及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中国的学者们在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推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华岗在此表述的“独立”是指中华民族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问题，也就是今天倡导的学术本土化问题。对于个体所应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华岗侧重于从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角度规划路径。他首先指出，独立思考是掌握科学的必经劳动过程，“我们要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必须经过实践和独立思考，才能由现象进入到事物的本质”。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养成，“大学生应该比中学生进一步，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遇到问题应该先通过自己的脑力活动钻研一下和思考一番”，除了学生个人习惯的坚持外，教师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时任副校长童第周对遗产学的细胞质和细胞核相互作用的讲授颇具代表性，“经过实验探讨、鉴别索证，提出新颖的观点，并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从教学过程来讲，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主要是在教材内容中，使学生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学习如何运用逻辑规律和科学方法去进行分析和适当解决”。独立思考是与问题意识息息相关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中，个体的独立性、创造性逐渐培养和显示出来。
通过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和学生的问题意识双向增强。问题意识的增强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必然，“科学是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鼓励在科学研究中进行“争论”，也就是倡导学术争鸣，对于繁荣学术很有助益。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学术声誉的形成与此关系最大。学界耳熟能详的“两个小人物”与《红楼梦》的故事在此不再赘述。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学术争鸣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张力和活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以后，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观点也不一致，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主张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战国封建说。在山大历史系内，各位教授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认识也不一致。为了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华岗鼓励山大的教授们发表各自的观点。自1951年7月，童书业教授在《文史哲》上率先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极其特征》，主张战国封建说之后，有关古史分期的文章陆续刊发，学术探讨的气氛非常热烈。围绕此问题，参与讨论的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极大拓展和深化了学术界此前的认识，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使得这一原本局限在校内的学术研讨迅速扩展成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类似的学术讨论诸如中国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等也均给当时的学术界以强烈冲击。
独立思考能力转换为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直接关联。批判则是大胆创造的前提，也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正是在学术研究中对独立思考能力、问题意识、批判思维的倡导，随之而来的学术创新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大胆的创造
华岗作为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向来不墨守陈规，不囿于成见，而是敢于突破，善于创造，推陈出新，提出新的观点，阐发新的思想。在山东大学，他特别提倡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应该有大胆创造的精神，“不为旧的传统和教条所束缚，敢于进行革新去反对过时了的陈腐科学，并为新科学开辟道路”。为新科学开辟道路，“要具有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这包含两层意思，“在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从现实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不满足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打破墨守陈规，发挥革新精神，不断地向前进步。”
在其个人，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观照诸多学术问题，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向。他本人对于鲁迅的研究即属于这一范畴。1951年，华岗先后在《文史哲》发表了《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鲁迅论中国历史》《鲁迅论科学》《鲁迅论文艺》《鲁迅论妇女问题》等5篇文章，后于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以《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为名结集出版。该书“一扫以前鲁迅评论中的种种阴霾，……对于受旧文化影响甚深的知识分子，是堪称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的。”1952年，华岗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开设“鲁迅研究”课程，并组织当时的讲师刘泮溪、孙昌熙和助教韩长经成立备课小组。据孙昌熙回忆：“我们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课的备课小组，华岗同志亲自挂帅任备课小组的组长。他同我们一道讨论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并作了分工。1953年上半年，中文系的鲁迅研究课正式开始授课，华岗同志亲自授课。”在授课同时开展的还有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华岗指导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鲁迅杂文、小说、散文，探索鲁迅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析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一方面亲自修改他们的讲稿，陆续在《文史哲》上发表，最后结集成《鲁迅研究》，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研究鲁迅较早的专著之一，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引起国内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和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视，而且一些高校以此书为教材相继开设“鲁迅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华岗的“革故鼎新”，山东大学一跃而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
对学校而言，“勇于创新，也是山东大学一贯倡导的良好学风”。对于创新，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宗旨和职能，只有创新，科学才有生命，才能发展，才能进步。上述共识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成为学校在凝练形成特色学科过程中的指导性原则。1953年6月，山东大学确定：汉语言文学、历史、海洋生物、动物胚胎、植物、物理海洋6个专业为重点发展学科，物理、化学两个专业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都较好，力求得到发展。后来为山东大学赢得巨大学术声誉的学者们，如文科的“冯陆高箫”“八马同槽”，理科的童第周、曾呈奎、陈机、赫崇本、文圣常、郭贻诚等，都集中在上述学科领域；《中国诗史》、克隆研究、物理海洋学、磁学等山东大学至今引以为傲的学术成果也多集中在上述学科领域。山东大学成形于该时期的“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办学特色事实上正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所赋予和创造的，而这又归因于华岗对“独立地和创造性的进行研究工作”的推崇，“研究科学必须有大胆创造的精神，善于和陈腐科学作斗争，不为旧传统和教条所束缚，敢于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结论，代替已经过时了的旧原理和旧结论”。
余论
回顾大学精神生成的阶段性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大学精神对大学以及社会的价值。大学精神是在大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家园建构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大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学精神建构的历史，大学精神是浓缩了的大学发展史。“一部大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学精神不断超越大学自身，并且不断超越大学的精神生活的历史”，这种超越并不仅仅是大学精神的外显，也是大学精神浸润于内的不断升华。
如前所述，踏实的工作、独立的思考、大胆的创造，绝不是山东大学这一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它们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但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上精神是如何在山东大学被汲取、建构并沉淀下来的。概而论之，华岗校长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岗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这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使然，又是“振兴中华”的责任驱使。这种以国为重的精神作为中国大学的显著优势，使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利器”，使大学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当下，中国的大学精神有衰微之势，社会亟须中国的大学“精神抖擞”，以涤荡污浊、引领文化，大学可谓重任在肩。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1年第3期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