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桂田老师走了。

想起他，还是那种感觉：既温暖，又心痛。他曾是我的老师、领导，也是一个关爱我的长辈。小区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说话时总是带着笑容，对谁都很好。

他去世后的两天，济南下了很大的雪，道路泥泞，航班取消，高铁取消。这些，都挡不住四面八方的人前来送行的脚步。各相关单位发来了唁电、唁函，他的朋友、学生们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哀悼和纪念。他生前喜欢热闹，总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心地做事。那天，大家一起送别他，应是他喜欢的样子。好多人都哭了，我也一样，一直沉浸在那种悲痛的情绪里，久久不愿走出来。

二十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学院那时只有科社系和国政系。他给我们上过课，经常见他骑着辆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五宿舍之间，总是面带春风的样子。虽然打交道不多，但听同学说，他很正直。

大概八年前，他来基地工作，成了我的直接上司，接触就多了起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快回家吧，别让孩子等着。我笑着跟孩子说：崔爷爷经常催我回家陪你，应该叫“催”爷爷。基地的各种工作琐碎而复杂，文字材料一般都是我起草，他把关，配合得相当默契。他改完以后再发给我留存，既能帮我提升，又能让下次的材料有个好基础。他经常跟我说，从来不敢删跟我的聊天记录，免得遗漏重要工作，以后查阅起来也方便。

他做事从不拖拉，记性也好。发给他的信息，很快就能得到回复，一般都是：小金好，收到/我看看/可以提交了/知道了/辛苦啦/谢谢！有时候，他会提醒我，该准备什么材料了，别忘了要邀请一下哪个单位的哪位老师，上次那篇稿子记得催一下作者，等等。

比起“领导”这个身份来，我更觉得他是自己的老师。遇到问题时，我会毫不顾忌地直接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有时会开心地接受，即便不接受，也会耐心地告诉我他的想法。这种毫无障碍的沟通特别让人舒服。跟他一起共事，我总是感觉受到了足够的尊重。有时候，我还会“威胁”他，说哪篇稿子问题比较多，作为主编，他必须亲自把关。他就会很认真地在电子稿上大刀阔斧地改，甚至再去找别的权威专家来看，直到满意为止。

他对科社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每年的基地学术年会、科社博士生论坛，是基地最热闹的时候。他一遍遍核对议程的所有细节，忙着照顾所有人，亲切地拍着大家的肩膀，问问最新的研究成果，鼓励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亲学生，他更是尽职尽责，甚至学生答辩结束了，他还在修改完善，力求尽善尽美。

两年前，他得了脑梗。为了让他安心休息，我基本上只跟他汇报大事。再后来，身体好些了，他又开始主持基地和杂志的工作，线上会也总开到很晚，偶尔还出去做学术报告。我以为他身体没问题了，他说是兑现几年前对别人的承诺。

去年十月，本来约好一起去北京参加基地重大项目开题。他打电话说，计划不如变化快，他发烧了，无法如期参加。接下来的日子，他就在家和医院之间来来回回。精神好的时候，我们就陪他多说会儿话。虽然备受病痛折磨，他在我们面前还是很开朗乐观，时刻关心着基地的发展、我们每个人的进步，让大家以他为戒，注意身体。临别，还会笑着拍拍我们的肩膀。

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人来人往，洪家楼还是那个洪家楼，可那个总是笑着拍我肩膀的人，终究是走了。他一生不愿麻烦别人，就连去世，都终在不影响我们工作的假期里。多想再跟您一起共事，再听一句：你办事，我放心。

有朋友说，终归要把遗憾和伤痛放在心里面，一起面对新的人生旅程。缅怀崔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一个像崔老师那样的好人、好学者、好老师。我努力吧。

文章发表于2024年3月6日《山东大学报》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