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从济南回京三天了，情绪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微信大班群小班群里大家也都在回味，洪楼的双塔，校园的绿荫，“如狗体”文艺风，德州扒鸡的莫名带盐，还有第一天傍晚蓦然映入眼帘的那朴素至极的条幅：“欢迎九四级同学回家”。不能不承认看到的瞬间鼻酸眼湿湿，宛如一口陈年烈酒入喉，整个胸腔瞬间暖化。
至于我，我忍不住一遍遍回想聚会那几天梦游一样每天从新校步行回老校，绕着教堂转一圈走回外文楼再绕到操场，然后在一片又一片树林中反复徜徉，不忍离去。济南那几天是蒸笼一样的天气，每次走到新校北门就已经汗透裙衫，平时离开空调就要哀嚎的我，却不觉难以忍受。似乎这一路走来，汗水浸透的不是这具中年的肉身，而是无数记忆纷飞沓至重新打造回来的当年那个年轻人。
大学，十八到二十二岁，精力旺盛到无以复加的年龄。一进校园就觉得已经长大成人，那么大的校园盛不下我们溢出天际的心气。精读老师不像另外两个班那样安排成名成家的老教授。能留校任教的青年老师其实都是佼佼者，但我们看她们不起。事实上，学校真没亏欠我们，大三大四给我们的精读老师都是好老师，要水平有水平，要态度有态度，对学生尽心尽力。尤其大三的丁原骥老师，是那样高标准严要求不许学生有任何懈怠并身体力行务必讲好每一堂课的那种老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包括旁听生。多年后，网络上流传“我在北大旁听课”，其实放任校外学生旁听的何止北大，山大也是如此。外院的英语班一直有旁听生，他们和我们同样学习四年，以同等学力身份考研，不乏成功者。在校生对他们并不敌视，丁老师更是同样替他们批作业，指导政治热点，帮大家准备考研。在指导学习和考研这件事上，丁老师不仅是英语三班的老师，更是所有外院学子的丁老师。后来我换过别的专业别的学校，也见识过各种各样精彩的学者，但再没遇到过这样的老师。
“欢迎九四级同学回家”的横幅是第一个泪点，丁老师因辞世而缺席聚会是第二个。有别班的同学过来问怎不见他，我顿觉酸苦难言。他那么爱学生的人，如果还在，聚会怎可能不请他，他又怎么可能不到场。晚饭三四个小时大家擦着滚滚的汗笑着聊天起哄，尽力对在场的老师友好，但虽然口中不言，谁会忘记已归道山的丁老师呢？他带我们精读的那年，我们的教室在一层东侧尽头的那间，窗外是簇簇丁香，暮春时节花香入室，同学们每每走神，丁老师的狮吼常在耳畔骤然响起：Where is your mind, young lady?
记忆力是我多年来学习工作的核心技能，但也是负担。同学们多年后重相逢，聊起当年的课堂趣事，我发现我记得许多大家早已忘却的细节。这些记忆从未派上任何用场，但如影随形一直印在心底。大一辅导员董素华老师教我们的第一个短语sit back，轻轻叹口气真诚地感叹I want to sit back now.她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看我用拙劣的英文分析评论《德伯家的苔丝》，慷慨地给了个A-。大一孙晓红老师每堂课前必有的听写，年轻甜美的嗓音一次次叫出comma（开始我不懂那是“逗号”的意思，很茫然）。大二语法课老师萍萍侯不辞辛苦让国外的朋友复印一叠叠英美报刊资料，拿给我们阅读——那是前网络时代，十年八年后坐在电脑前即可随意浏览英美主流媒体的场景当时无从想象。我们鄙视法语老师的发音，嫌弃他是个没才华没魅力的中年男；但听力课老师王世苏满头白发倒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她的英腔也让人难以忘怀。那时候的教材最早是Step by step，课后还要自己去三楼的录音室买磁带录音反复听着练习。有一堂课给我们放的是老电影David Copperfield，小Emily一抬头，长睫下眼神灼灼，渴望地讲：I want to be a lady.多年后看《权力的游戏》，那头优雅的冰原狼也叫lady，让我瞬间穿越回早年的课堂。
时间过得太快，二十年间沧海桑田。现在小朋友学外语，面对的是海量学习资源。当年我们的装备主要是牛津词典和收音机，收听VOA和BBC，special English是日常节目。大三还有丁老师的独门秘籍板书。考研到北师大之后，同宿舍同学交流起本科的情况，没人相信有哪家大学早上七点半上课——她们可以接受的最早是八点钟。但是对丁老师来说，七点半即是懒鬼。他老人家七十高龄每天七点钟到教室开始板书，准时到课堂的话，会发现他已两次擦掉前面的内容。也是大三开始设翻译课，同学当中流传的必读书目单好像是二班李绍明老师给开的，中英文首位都是《红楼梦》，中文的另外还有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等等。也巧，九二级师姐孟庆霞毕业前把她那套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英文版《红楼梦》给了我，我看得懵懵懂懂。冥冥中命运给人安排下什么，年少时无从知晓，回首看才暗暗心惊。
考研到北京之后，生活中出现许多从未有过的认知，譬如很多写在书上的名字，真人都在北京生活着，都是可以见到听到通话聊天的。再譬如不是所有高校的草地都可坐可踩。山大新校老校处处草坪灌木大树，凡树皆可爬凡草均可躺，坐草地上看书累了躺下睡一觉简直太家常，而北京所有的绿都矜贵无比。再譬如，就在前两年我才发现，大多数高校的大多数专业，本科生没有固定教室，更无同桌一说。而我们在山大外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桌，老校图书馆永远静悄悄空座一大片，从未听说找不到地方学习。“抢座”“占座”闻所未闻。
二十年聚首开了场主题班会。同学们兴冲冲跑上当年的330大教室，发现还是多年前的老习惯先到的同学纷纷往后排坐。我指着第一排靠近讲台的一个座位比划给同学看：“当年就是在这个座位上，刘志业老师上思想政治课，我抱着书睡得呼呼的。”旁边一位姐姐笑眯眯看着我，我以为是哪位同学带的家属，没在意。班会开始才发现那是现任外院院长，八三级的学姐。丢人现眼啊，而且为什么要丢到母校母院来，掩面无语。
丢人的事多了，平生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写检查就是大二的时候吧，系里开会我没当回事，跑新校电教馆看《走遍美国》去了。那是北外年轻的出版社外研社出的新教材，彼时也很难想到后来我会在那座砖红色小楼里供职五年多。辅导员郭邦礼老师等我回来捉住我让承认错误，我只好承认“学习比开会更重要”是个很错很错的想法，认真写了检查交给他。聚会时见到提起此事，他已茫然浑忘——大概当辅导员那些年让太多学生写过太多检查了吧。他在意的倒是刘志业老师在朋友圈晒的学生给寄的茶叶，认真羡慕。尽职尽责的郭老师去青岛建设新校区，却忍不住感叹还是亲自带学生和学生更亲近。他们谁也不缺茶喝，攀比的是多年后有没有学生记得他。相比京城一些经济学大师放出的豪言：毕业多少年挣不到多少万别说是我学生；山大的老师太淳朴了。他们二十年后给学生的劝告是：人生到最后比的是健康，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多健身啊。
二十年过去，同学再见依然是兄弟姐们般的手足之情。有人成了高校老师，有人当公务员，有的在企业，有的成了“瘦官员”——两位官员都很瘦，太神奇了，而且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聚会当天上午我去会务组打杂，看到秋燕和翟雯两位女同学准备文字资料，总导演王茜同学揪着丰收和海涛细捋班会和晚宴的日程。哥儿俩一边驯服地看看电脑点点头，一边在享受发呆傻笑和手里的大红桃子，心思不知跑哪去了。试问你们能不能正经面对自己的官员身份呢？
他们后来还是面对了，班会开得很顺利，晚宴的主持也非常好。俄语班同学和师哥李院长合唱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将晚会气氛引上高潮，法语班同学从青岛请回了李志清老师，师生讲话也都感人至深。遗憾的是日语和韩语班同学未能参加聚会，没能见到这两班里的当年好友。希望再次大聚会的时候大家能到得更齐一点吧。
衷心感谢会务组所有同学的操劳和能力。没有他们的细致准备和辛勤工作，聚会不可能这么井井有条。大家回了趟家，见了见多年不见的亲友，给母院齐心合力捐了一笔款项，专款用于帮助家境欠佳的学弟学妹。可以说是没什么遗憾了。
最后的最后，说起诗人同学周旭阳的“如狗体”，不能不回忆起军训。一身泥一身汗饥肠辘辘地排队在食堂前唱军歌，不唱完两三首不让进去吃饭。当年只觉荒唐，未及多想。后来在网上看到军犬训练营的照片，一排黑背齐刷刷叼着饭盆等待开饭，才觉得，嗯，好像很熟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