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杜泽逊，一个在文献学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穷十五年之功研究《四库全书》，写出的草稿有半米多厚，终成400万字巨著；他主持参与《清人著述总目》、《山东文献集成》，大部头的成果奠定学术领先地位；他继承师道，以项目带人才，不断开拓文献学新领域。
    年仅45岁的杜泽逊，在二十二年的学术生涯中，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杜泽逊。
    在主流中成为主流
    记者到达杜泽逊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对学生进行指导，阳光暖暖地从窗外投射进来。我们的采访也从刚刚结束的山东大学2007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开始。
    虽曾多次获奖，但这次荣获十大新闻人物的荣誉还是让杜泽逊十分高兴。他告诉记者，以前从图书馆前经过，看过此前的十大新闻人物的事迹介绍，但没想过自己也能当选。直到网上公布了最后的名单，杜泽逊还是感到挺意外。
    而谈起杜泽逊钟情的《四库全书》时，采访现场的气氛更热烈了。据介绍，《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它涵盖了中国古书的主体部分。这也成为了杜泽逊研究四库的原因之一。在他的学术理念中，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要抓主流，不要走偏走怪，不能回避主流。只有在主流上取得大的成绩，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才可能也是主流。对此，杜泽逊笑着说：“这个就像打仗一样，要在正面战场上打硬仗。否则你的主流地位是很难确认的。”
    从1992年开始进行《四库存目标注》研究，杜泽逊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让这本书顺利出版。他用三个“非常”概括了自己的这部著作：难度非常大，规模非常大，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本书在出版以前，海峡两岸都知道山东大学杜泽逊在做这么一个事情。书出版以后，业内有专家评价，在建国以来的个人专著中，《四库存目标注》在文献学尤其是目录版本学这个领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立志•机遇•努力
    《四库存目标注》、《清人著述总目》和《山东文献集成》是三部大部头的著作，标志着杜泽逊在文献学领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采访中，杜泽逊也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奥秘”——立志、选题正确、机遇和努力。
    关于立志，杜泽逊认为这是从事学术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做学问是很寂寞的，有很长时间的郁闷期。这种郁闷在于研究者的工作、努力长期不为人知，不到爆发期，是不会开花的，搞传统的文史研究，这个期限就更长了。但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杜泽逊有着自己全面的理解，他说：“你应该全面地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任何事情都存在两面性。别人都跟我说，像你这样干的人不多，恰恰是因为不多，才更容易取得成功。当然你要经过很多、很长时间的艰苦的奋斗和磨练。”
    解决了立志的问题，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选题。如果选题的方向本身存在一些天然的不成熟，未来的成果就很难达到，在杜泽逊的心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他认为，有的选题非常好，却不具备完成的条件，这也不行。所以选题既要有必要性，又要有可行性，又要大小适中。尤其是在传统学科主流方向要选择一个题目是相当困难的，好多东西前人已经做过了，并且做的相当好，你不能再做重复性的劳动。
    其实，杜泽逊的这种认识来源于自己的实践。1992的元月，他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买书，发现了一部四册清刻巾箱本《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上面有民国人的批注, 但在阅读后觉得过于简陋。当时他就决定买下来自己做。杜泽逊说：“《四库全书》收了3000多种书，而《存目》的书是7000多。那《存目》里的书还在吗？所以必须调查这些书的存世情况，同时要对这些书的版本进行鉴定。鉴定你就得有根据，但是书籍分散在海内外，7000多种书，并且不一定只有一个版本，所以调查工作的艰苦性、长期性可以想见，几乎就得一生。但当时我就确定要做，也知道可能要到退休才能做完。”
    有了选题，杜泽逊一头扎进了四库之中。这其中，可以说很多机遇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杜泽逊认为，机遇有时候不是你创造出来的，而是你碰到的。抓住机遇的前提是你得有前期的准备，所有的机遇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留下的。他说：“我们在搞课题的时，有一段时间感觉没有出路，但还得继续努力，继续打基础，这样才能更好抓住机遇。”讲到这里，杜泽逊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修清史，是国家的一个大项目，要招标。如何能中标，你得有绝活。有绝活的话，项目自然就来了。我们的《清人著述总目》为什么能来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前期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机会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得坚持。”杜泽逊强调，“所以抓住机遇之后还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很长过程。” 当时他办公室里的材料堆积如山，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觉。有些书不到手边，踏破铁鞋他也要找到。那时，杜泽逊背着一个包，里边有他的笔记本，他把这七千种书全都抄在了本子上，一共十个。这十个本子对杜泽逊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每个月回家的时候，他都要把它们寄放在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锁在一个铁皮柜子里。有一次，杜泽逊曾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休息时间一个人去中央图书馆，仅带面包和矿泉水，从早到晚，查阅古籍孤本几十种。管理人员看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连洗手间也没去，于是送来一杯热茶，称赞道：“先生，你一天都没休息，没见过你这样的读者。”他却打开包说：“我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啊！”
    教研相长，在教学中传授理论并总结提高。有一年，杜泽逊被安排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讲授必修课——文献学，一周四节。“几十个人，你讲不好，学生都跑走了，怎么下台呀，又不能靠点名、不及格来维持听众。那样的话不就成了讨厌的老师了啊。”杜泽逊笑着告诉记者。所以杜泽逊上课从来不点名，但开课以后换了三次教室，人越来越多，很多硕士和博士来旁听这门课，这令他感到非常欣慰。但在这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付出。为了这四节课，杜泽逊一周内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办，专为这一次课备课写讲义，每次大约都得写整整一厚本稿纸。一学期下来，十八次课他写了十八本，后来整理成了《文献学概要》。现在大陆各大高校在用这个教材，台湾的各大学也在用这本书。2006年，这本书还被选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
    直线继承师道
    对于这些成绩，杜泽逊认为他要感谢许多人，但最让他感谢的还是恩师王绍曾先生。杜泽逊说：“我一些成绩的取得与王绍曾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话还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杜泽逊刚刚硕士毕业，就被安排做王绍曾先生的助手。那时王绍曾先生年龄已大而且身体健康不佳，但山大的目录版本学只有他一个人在做，所以安排杜泽逊跟着王绍曾先生，也有学习、接班的考虑。杜泽逊跟随王绍曾先生做目录版本学研究20多年，王绍曾先生的学风、人品对杜泽逊影响很深。“你想想一个徒弟跟着一位老师，尤其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这样的一种传承就很了不得。在我的治学当中，任何事情都可以去请教他。生活上的问题和烦恼都可以给他说，他的很多事情也找我去处理。先生的江南话很难懂，来了客人还得我去当翻译。晚年的时候他写的文章要往外寄的时候也要给我看，一方面是让我学习，另一方面让我再把把关。”谈起与王绍曾先生的师生情谊，杜泽逊平实的话语中渗透着对恩师的感激与怀念。
    对杜泽逊而言，影响一辈子的不仅是恩师教给了他学问，也教给了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对此，杜泽逊说：“精神是无形的，但也是有形的，它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王先生的贡献实际上也体现在此，他不仅传授学问，同时传授了学风、治学的路子、方法。虽然现在的条件好了，做的东西可能也比王先生的大，但是这种传承是直线的，我们是直接受益于王先生。”
    但对杜泽逊影响最大的还是清史项目。从一开始，杜泽逊就参加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写。中华书局出版以后，这部书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在几年的工作中，杜泽逊与王绍曾先生朝夕相对，有疑必问，在实践中学到了编纂大型史志目录 的宝贵经验。说到这里，杜泽逊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王先生的头发可以说是雪白的，我们的头发是乌黑的，两代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年龄，却为共同的学术志趣凝聚成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里，王先生是师长，以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魅力带动我们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也使年轻一代受益匪浅。”
    承师道，志于学。工作近二十年间，杜泽逊不间断地从事国家和山东省重大项目，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成果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许多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多次邀请他访问、交流。
    杜泽逊，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长期致力于《四库全书》等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2007年主持国家清史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参与主持山东省政府重大项目、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山东文献集成》。2004年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