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有一个“明星学院”——它的院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它的执行副院长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它每年举办一场文化盛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慕名而来；它成立仅6年，却有几十年的学术积淀；它是国内最大的儒学研究实体机构，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它就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山东大学儒学研究团队被评为“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弘扬国学 礼赞中华
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黄大年
知识分子的报国，虽不能铁马秋风黄沙百战穿金甲，亦不能疾风千里踏破贺兰山缺，但也坚韧如“吾将上下而求索”，无悔如“岂因祸福避趋之”，执着如“不辞辛苦出山林”，赤诚如“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到黄大年，再到“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不同的时代际遇，一样的炙热情怀——
倾我所学，贡献国家。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中国贡献，宣示中国理念，提供中国方案，唤醒文化认同，构建和谐世界……在时代的浪涛里，知识分子大有可为，亦将大有作为。
“寄托着国家对孔孟之乡在中华优秀文化复兴的过程中的厚望，特别是对有文史见长传统的山东大学的厚望，当然也包含着对儒学高等研究院在这个进程当中，所能起作用的厚望！”不久前，从北京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风尘仆仆归来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这样解释“全国政协常委”这个“新头衔”。
众望所归，义不容辞。2012年初，学校就把握机遇，将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整合，组建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儒学院就肩负起打造世界儒学重镇的使命。办院之初，王学典教授提出了开放办院、平视儒释道、引领古典学术潮流的办院主张，以及历史与现实并重、国学与西学并重、尊重个人兴趣与鼓励团队合作并重等12个“并重”，作为平衡发展的科研思路，尽显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儒家风范和高瞻远瞩、厉兵秣马的战略思维。
全力以赴，众志成城。成立6年来，儒学院承担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创新性学术成果：《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被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已出版《子海珍本编》300余册，在此基础上启动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是整合儒学资源、传播儒学精神的重大项目，受到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版《十三经注疏》点校本，被认为是具有当代特点的权威读本；《百年儒学研究精华》为20世纪儒学研究提供了原始全面的学术资料；“集部儒学文献萃编”“儒家史论文献汇编”等项目致力于解决相关学术研究文献不便利用的困难，对于相关人文学术研究拓展新学术空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儒学院教师团队获得全球华人国学成就奖1项，宋云彬古籍整理奖1项，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18项……多少个板凳十年，多久的桃李不言，多少年不辞奔波，才换来这一系列丰硕成果。团队共同努力，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扎得更深、更牢，让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为世界文明的海洋中最璀璨的明珠。
除了学术上的理论探讨，儒学院还采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行动。广泛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高端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频繁如各种讲堂、论坛、讲座、学术交流……不同文化对话的平台更多了，参与的人更广了，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了。
赓续梦想 知行合一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方向，每朵浪花都有自己的使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以来就是吸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天下梦”。如今，我们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新时代的图景无比美好，值得为之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颜炳罡教授感到振奋，因为他怀揣一个“乡村梦”，希望通过儒学建立一个“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在儒学推广过程中，颜炳罡教授践行着知行合一的精神。1996年，他有感于台湾儿童读经，回到大陆后立即开设公益讲堂读经颂典，一办就是16年。一天傍晚，读经结束后，颜炳罡教授走出校园，望着门前车水马龙，听到洪家楼教堂传来的钟声，“那一刻，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在孔孟之乡，如果只有教堂的钟声，而没有诵读儒家经典的读书声，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他暗下决心，要让读书声不绝，让圣贤的教诲继续回荡。
在山东省泗水县境内，距孔子诞生地数百米处，有一座“圣源书院”，2013年，书院的执行院长颜炳罡教授主张“打开院墙办书院”以回馈村民的主张，面向村民开设儒学讲堂，讲授孝道、知行礼仪等传统文化。
一开始，村民们的参与性不高，学者们便自费购买生活用品作为礼品发放给前来听课的村民，还自费购买设备、印刷课本改善课堂条件，渐渐地，听课人数从最初的数十人达到后来的数百人，规模从一个村子扩展到几个村子。《光明日报》报道称，儒学讲堂“完全改变了村子的风气”——婆媳纷争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酒后骂街不知不觉消失了，以邻为壑乱倒垃圾的少了，孝亲模范越来越多，助人为乐成为村民的新风尚。
让儒家文化扎根乡村的尝试，被称作“乡村儒学现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政府和民间的大力推动下，如今山东乃至全国的很多村镇共建立了一万多个儒学讲堂。
儒家素有“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的传统，而“乡村儒学”改变了这种观念，不仅“来学”也要“往教”，主动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随着“乡村儒学”的振兴，年近六旬的颜炳罡教授也越来越忙碌了。他负责山东境内8家儒学讲堂，最近要全跑一遍，做调研、作报告。他说：“当然很累，但乐在其中。”
德不孤，必有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乡村儒学”团队中，除了以颜炳罡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义工”，还有当地乡贤、企业家、基层公职人员，更多的是普通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由热爱而生的使命感让他们一起“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投身到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两座“尼山” 同声相应
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
——习近平
儒学院打造了两张写着“尼山”的名片。一张名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创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的平台，开太平造福世界；一张唤作“尼山学堂”，探索教书育人新模式，继绝学功在长远。
“我们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倡导民胞物与，天人合一；我们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妹也；我们倡导和谐世界，和而不同……”2010年，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闭幕式上，儒学院教师团队参与起草的这份《尼山宣言》反映了世界人民共同的诉求与期盼。儒学院教师团队是尼山论坛的学术支撑，为历届论坛的圆满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7年，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由山东大学承办，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北京大学杜维明教授称赞，“这次大会标志着儒学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是与时俱进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丽莎•奎台特教授直言，“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盛会，从非洲到俄罗斯，从印度到伊朗，我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程艾蓝认为这是一场具有非凡意义的学术会议，并期待未来能够有机会继续参与……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组委会决定，今后的世界儒学大会也将由山大承办。
据统计，历届论坛和大会团队联系海内外学者总计达1000余人，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儒学院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态度也给海内外学者留下了深刻影响，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多次参会，他说：“在所有我看到的大学里，山东大学应该是最热心、最有人情味的大学。”
儒学院关注社会，聚焦热点。每年的论坛和大会，除主论坛、主题发言外，还精心策划一些热点论坛。如尼山论坛一般都同时举办博士论坛和女性论坛，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组织策划了“儒学与乡村建设”“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儒学与中医药”三场分论坛，其中“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论坛，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筹备，将支持少儿读经和反对少儿读经的最代表性的学者都请来同场讨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尼山论坛作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平台，世界儒学大会作为儒学研究与孔子文化交流平台，已经成为国家文化交流与推广的重要品牌。
这一座“尼山”，期盼“为万世开太平”；另一座“尼山”，承担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
培养国学人才难度大、周期长，无法在短期之内立竿见影。儒学院成立数月后，学校设立“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并以孔子诞生地为名，取名“尼山学堂”，以期为国家培养一支在未来15年到50年间具有国学一流水平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队伍。
这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探索。作为学校的基地班，尼山学堂得到了学校领导、本科生院的直接管理，从而保证了尼山学堂运转灵活，决策高效；儒学院为尼山学堂提供了管理条件、办学硬件、高水平的师资保障；尼山学堂班主任直接由长江学者杜泽逊教授担任。“实验就有探索的意味，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杜泽逊教授介绍。
这是一次精益求精的实践。尼山学堂的办学理念是“招得好学生、请得好老师、开得好课程、用得好教材”。精挑细选才能“好”。选学生，尼山学堂每年从大二学生中选拔20人左右，采取小班授课，老师可以顾及每一位学生的听课反应，目前的学生来自29个专业，涵盖文、理、工、医四大学科。选老师，跨专业、跨院系、跨学校，在43位任课教师中，有26位教授、15位副教授、2位讲师，还有9位是退休老教授。选课程，符合中国传统学术实际，开设40门左右课程，以“经学”和“小学”为基础，经、史、子、集等主要典籍列入导读课，通论课较少，西方经典导读课作辅助。选教材，《周易》《尚书》《诗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楚辞》等，都为原著。此外，尼山学堂高度重视德育和实践。杜泽逊教授专门为尼山学堂开设“修身课”，还带学生“游学”，也让他们参与到学术实践中。
尼山学堂培养出的国学拔尖人才，科研水平高，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和海内外知名高校的欢迎。
“三生”一事 无问西东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黄大年
《杜甫全集校注》从开始谋划到完成问世，历时36年，共计680余万字，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2014年此书出版时，主编萧涤非先生已经逝世23年了。
萧涤非先生的学生、此书终审统稿人张忠纲教授说：“这种严谨扎实、孜孜以求的学风，对学术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其意义恐怕更胜过《杜甫全集校注》本身。”宋开玉教授是第三代“杜注人”，在他看来，36年的艰辛历程体现了三条最重要的团队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
接到任务之初，以萧涤非先生为核心的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团队打开思路，在全国各地招徕人才，包括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等，组建了一支老中青集合的研究队伍。团队创造性地确立了以集注、集评、汇校、备考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作家作品集注释体例，成为其他作家作品集注释工作遵循的准则，至今还行之有效。那时，萧涤非教授已年逾古稀，但他亲自率领团队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家研究结合人物行踪的实地考察的范例。
萧涤非教授去世后，编纂工作一度停滞，2009年工作重启时，焦裕银教授、郑庆笃教授都已年过古稀，张忠纲教授年届古稀，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全力完成老师未完成的工作。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焦裕银教授、郑庆笃教授自愿在署名问题上向继续负责开展工作的人员倾斜；张忠纲教授毅然决然地挑起主持全书终审统稿工作的重担，为此，他抛下优游安逸的国外退休生活，来回奔波于中美之间。每次回到国内工作期间，都是个人独自生活，很不方便，但他不顾个人生活的劳苦，花大力气，从头到尾重新统一体例，修改校注，补充材料，核对引文，编撰附录，并且指导年轻学者按时保质完成此前未完成的稿子，还反复审读和修改680余万字的全稿。
职称评聘是科研工作者职业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参与这项工作之初，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等学者都面临职称问题。繁重的校注工作影响了他们个人科研工作的进行和成果的发表，影响了职称的正常晋升，但他们没有顾及个人得失，依旧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校注工作中。工作重启后，新加入的年轻学者也同样面临着他们师辈们曾经面临的问题，他们做了和师辈们一样的选择。如今，他们都已成长为国内外杜甫研究的重要学者。
怀抱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以“三生”做一事，这在儒学院并非孤例。“这是我们三代人的古籍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郑杰文教授总结与高亨先生、董治安先生之间的学脉传承。
山大古籍研究的学术传统，是先有材料，从材料出发做研究。上世纪50年代，高亨先生就专门整理了先秦子书的书目。“那时目录整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主要靠自己积累，1982年高先生专门把董治安先生叫到家里，郑重地把积累了多年的子部书目的书稿交给了他。” 董治安先生继承了高亨先生的遗志，想把古籍做一个集合。中国的古籍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其中子部的集合目前比较少，董治安先生选择了子部。
2010年，由郑杰文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正式启动，对境内外现存子部汉籍开展系统整理研究。截止到2017年底，子海已出版325册重要成果，其中包含947种古籍及相关著述，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基于“子海”的成功经验，山东大学于2017年4月正式启动“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拟将合作编纂出版古籍的范围由子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将合作出版古籍的对象由海峡两岸扩展到亚太、欧美地区，调研摸清境外所藏中华古文献的全部情况，进而将中国大陆缺藏的品种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理和综合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系，为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文献支持，为全世界汉学家提供完备的研究资料。
“校书如秋风落叶，点书如袋中数豆，容易出错，但是我们的《子海珍本编》已经出了300多册，目前还没有人挑出错误。”郑杰文教授微笑着说。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他坦言，自己一辈子也做不完，还是要一代代传承下去，也把老一辈学者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民主团结 风清气正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
风清气正、蓬勃向上，这是儒学院师生的自我评价，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大家认为是“领导带头作用发挥得好”。
“党委书记不是一个权力，学院的中心工作是教学科研，要真正把师生装在心里，为中心工作做好思想保障和政治支撑。”这是刚刚卸任儒学院党委书记的巴金文对“党委书记”这一职务的理解。
“院长带头讲政治”，这是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关键，也是学院民主团结氛围形成的关键。儒学院的老师们都非常忙，除了带学生、做研究、写文章，还要参加学术会议、筹备会议等。王学典教授尤其忙碌，但他带头参加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为其他老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院的党务工作很流畅，没有任何障碍，保障了学院团结、和谐局面的形成。”巴金文说。
作为学者，王学典教授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是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文史哲》杂志的主编。作为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有件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那是在儒学院组建之初，王学典教授拿出一部分建院资金作为科研经费，让大家申报课题，而他本人却不参与，此后所有的院级项目他一概不申报。私下议论起来，老师们都说，王学典教授“这个头带得好”“高风亮节”“学术水平高、领导水平高，是难得的好院长”这件事成为学院的一桩美谈。
学院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做到公平公正，“不惟上，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特别是涉及师生个人利益事，比如老师评职称、津贴发放，学生评奖助学金、评优等，会前学院领导班子从来不事先设定人选范围，由大家自由申报，再由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有时还组织多名专家参与评选工作，专家评选过程中执行严格的打分标准，三四名学生列席会议进行记录，评选完成后直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结果也总令人心服口服，名单公布后，从来没有人提意见。老师们感叹，“充分感受到学院对师生极大的信任、尊重和热爱。”
来到儒学院，很容易感受到老师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既紧张又愉快，既活泼又团结的工作氛围——从科研骨干到管理人员，都电话不断、步履匆匆，也都态度亲和、不卑不亢，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温和的笑容。 “无论问什么问题，领导和同事都会耐心详细地给我解答；筹办儒学大会时，老师们都以大局为重，主动承担诸如审稿、写新闻之类的临时任务。”张扬是新入职的科研秘书，她认为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大家氛围融洽，办事效率也高。”另一位新进职工李艳萍说：“我每次交的材料，领导都改很多，但是指出我错误时态度都特别和蔼，学院领导从没有以命令的方式要求我们去做什么，而是和我们一起商量探讨工作如何开展。”巴金文把团队精神文化建设看得格外重要，“尊重每个人，让大家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给他们提供创造人生价值的空间，让大家感到工作着很愉快”。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通过师生互动来完成的，学院把正能量带给老师，老师把正能量传给学生。2015级硕士研究生李兵说：“平时在校园里或者电梯里碰到学院的老师，老师们都会主动问我最近学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当时学校没有针对港澳台地区贫困学生的补助政策，学院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想办法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让他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
儒学院只有一个专职辅导员，但每位老师都是“兼职辅导员”，不仅“授业、解惑”，更要“传道”；不仅在“言传”，还在“身教”。
颜炳罡教授做乡村儒学，为了节约时间，他多数时候选择自驾出行，还根据乡村实际出资扶贫；杜泽逊教授只要在济南，都会到“校经处”工作至深夜，却会为了学生的一点困惑停下工作，与他们谈两三个小时；黄玉顺教授离开天府之国成都，抛下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来到这片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郑杰文教授团队到国外图书馆复印古籍，先帮他们无偿做目录以达到降价的目的，极大地节约了经费支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这样的故事在儒学院还有很多很多，虽然情节各异，但有着同样的内核——
他们不计较现代生活，却对古文句读辞章一丝不苟；不在意个人得失，却对学生成长成才万般关切。
他们简单纯粹——教学生、做学问，踏踏实实；他们厚积薄发——教学成果、学术思想，熠熠生辉。
他们传承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高举起百年山大文史见长的旗帜，肩负着打造世界儒学重镇的神圣使命。在他们的接续努力下，让世界了解了一个文史见长的百年山大，让百姓感受到一个饱含温情的乡土中国，让一个多元而包容的和谐世界不再遥远。
